让每一位不幸死亡的人都要有价值
文/周伯通
据说要给女法官开追悼会，甚至希望评上烈士，这是一场双输的不幸，是人民内部矛盾造成的惨案，并不是敌我斗争，我希望做有些事情要缓一缓、等一等、看一看，从不幸死亡中，做出更有价值的事，历史上有类似的案件，它是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的。
我说的不幸死亡，不是普通人出车祸啥的，而是民和官的矛盾中，你不能说哪一方对，也不能说哪一方错，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，却发生了不幸。政府并没有及时定性，而是开会讨论，结果却促进了中国的大改革。
惨案发生了，就是追究责任也没啥用了，人都死了，我们要在死亡中吸取教训。我举一个农业税的例子，1999年8月，江西农民周怀林没有交农业税，被乡政府带走，然后非正常死亡了，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愤概，数万农民围住了乡政府，乡长被活埋，前来维持秩序派出所长和民警被打死。
这个不幸发生了，要是追责，得追责数万人才可以。但是政府冷静下来了，在2000年，从江西省试点，全省取消了农业税，从2006年开始，全国取消了农业税，农业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虽然那次发生的是严重惨案，但周怀林、乡长、所长、民警，他们的不幸死亡，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税赋改革。
关于农业税，我是农村出身的，特别的了解，你要单说数额，看起来是不多的。但是相对于农民的收入，那是非常多的，个体承包农业，本来就是很荒唐的事情，小时候放牛都放怕了，那时候读小学，我就在想，怎么家里的牛和所使用的犁耙，跟我历史书上春秋战国时代那个画的一模一样啊？然后大集体留下的机械设备全部生锈坏掉了，我总感觉到哪里不对，似乎穿越到春秋时代了。
并不是说农民要主观去抗税，税其实没有多少的，只是人和牛在土地上劳动，这种原始劳动，它确实没有产出啊。我老家的农村，也是在2000年左右，官民矛盾也冲突到了极点，但没有发生暴力事件，只是上面干部把村庄里电停了而已，但这也不管用啊，田地都荒在那儿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老年人在家，没电就没电呗，最终的结果，啥税也没收到，但这份结果，是要向周怀林致敬的！
再说一个取消暂住证、废除收容遣返的例子，这是大学生孙志刚的惨死而换来的，2003年3月17日，湖北青年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网消遣，可是当时因为忘记带身份证被巡查人员查到了，之后被当做“三无人员（无身份证、暂住证、用工证明）”强制送到了收容所，仅仅3天不到，到了3月20日这天，孙志刚就离奇死于收容站。
此事引起了极大的民愤，因为事后被查到孙志刚是被打死的，那时候全国媒体集体炮轰这种所谓的收容所，当时的媒体，站在老百姓一边的还是比较多的，和现在的媒体不是一回事，现在是搞钱要紧，那时候还会讲讲什么“妙手著文章、铁肩担道义”啥的，此事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，一些公职人员堂而皇之利用手中芝麻大点的权利草菅人命，实在是让人不寒而栗。
孙志刚用自己的死促进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，不过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也有了另外的思考，这并不是仅仅因为暂住证引起的惨案，其实和暂住证没有关系的，估计个别人利用此搞创收，即使没有暂住证，你吃饺子不蘸醋照样罚你款。
我亲戚家有女孩打工丢了，我去苏南帮他找，派出所还是很热情的，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记录，他说，“现在又不办暂住证了，外来人随时更换厂子工作，我们哪知道人在哪儿？”
这个时候，我就想，其实外来打工人，办暂住证也并不是坏事，至少你不管换到哪个城市，家里人都知道你在哪儿。大伙可以问问老一辈打工者，当年失踪人口多不多，我要是把例子一个一个地举出来，有点良心的人能哭十天十夜。
我一直说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靠农民工支撑起来的，跟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没多大的关系，我再说一个惨到不能惨的例子，1993年深圳一个玩具厂火灾，死了87名女孩，生产和睡觉居然在同一个地方，窗户上还钉上了防盗网，大火起来之后，要是没有防盗网，从二楼跳下去，不会有人死亡的，但是老板怕人偷东西，把所有窗户钉死了。
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全国开始大检查，不允许员工住在生产车间里，厂里如果提供住宿，生活区和生产区得分开，慢慢地员工住宿条件也改善了，安全也得到保证了。
死亡如果仅仅是追究老板责任，那么这87名女孩还是白死了，我们要从不幸死亡中得到教训，一步一步地推动社会进步，逐步迈入把人当人看的时代。
有个台湾的专家说，大陆的经济成就是很多人背井离乡，甚至妻离子散而成就的，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农民单干没有出路的时候，大家都选择了全国各地乱跑，我在外地打工的时候，碰到一个云南人，那时候是2003年，他说很羡慕我离家近，每年能回老家两三次，他已经三年没回家了，他说来回路费太贵了，这个路费寄给老家，老家父母一年都用不完，还不如不回去了。
这些事情现在年轻人，包括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，因为老一辈把该吃的苦都吃完了，吃完了这么多苦，一些文化人轻飘飘地说，这是几个经济学家的功劳，然后我呼吁给老一辈的农民工发退休工资，有的人恶狠狠地说，“他们没交保险，凭什么要退休工资！”
一群丧良心的狗玩意，农民修路、筑堤坝、挖水库、防洪抢险，出了无数个义务工，也没人给他们发过工资，8万座水库不能抵保险嘛？国家底子打好了，在上面搞了一点成绩出来，居然说是西方经济学的功劳，说是跟着美国混才变好的，都是些什么歪理邪说，没有人民群众一遍一遍地吃苦，能有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躲在空调房里放屁？
现在社会上若是发生了一些极端的事，先别着急定性，比如劳动者不愿意走仲裁，动不动就灭老板满门，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十恶不赦的坏蛋，也于事无补了，我们得想一想，有法律途径他为什么不走，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？
我的结论，维权的时间太长，虽然走法律途径不需要花钱，甚至有援助律师帮助你，但一个诉讼来回扯，能搞上一年，哪个打工人能受得了，这样一分析，就要单独做个改动，工资纠纷的这种小事，证据一定，立马强制划拨执行，什么法律不法律的，劳动者不愿意走法律，那是法律有问题，得改！
现在的媒体人也应该站在人民这一边，靠推墙想过上好日子，是不可能的，倭寇向来就看不起二狗子，任何国家都看不起二狗子，我们的社会有问题不假，但是我们要系统的思考问题，然后解决之。比如我举的以前的一些不幸死亡案例，媒体为了推动改革，都做了大贡献的。
现在的一些公职人员，也好好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不幸死亡，却被老百姓拍手叫好？不要急着骂刁民，刁民有一两个是正常的，全是刁民，那肯定不是人民有问题，而是有些事情做着做着，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了。
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，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是不可能有新中国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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